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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孟子的性善论，有必要同西方的人性假设相比较。长期以来，在国内的管理学书籍文章中，往往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性善论和性恶论，同源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相对照，有些论着干脆把性善论等同于社会人假设，把性恶论等同于经济人假设。这种对照有利于纵深把握人性假设的内涵，但片面对照或者等同视之却可能使人性假设的理解产生偏差。性善与性恶是一种道德假设，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是一种非道德假设。性善强调人类动机的道德性，性恶强调人类动机的反道德性，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类动机的自利与理性，社会人假设强调人类动机的情感和群体性。如果简单地比附，有可能给管理学带来谬误。通观《孟子》一书，在坚持性善论的同时，并不排斥人的利己行为。尽管孟子有过 何必曰利 的说法，有过义利之辩，但并不排斥人类的大利公利，而仅仅反对有害于仁义的私利小利。如果把性善论同经济人假设对立起来，就有可能否定性善论包含的理性内涵和公利内涵。反过来，性恶论确实强调自利，但性恶论的自利隐含着损害他人利益的丛林假设，把性恶论与经济人假设等同看待，就有可能否定经济人假设中自利推进社会福利的正当性，把所有的利益追求都视为恶。至于把性善性恶这两种假设同社会人假设对照，也有可能出现偏差，把社会人假设中的情感因素混同于道德因素，忽略社会人假设中的群体互动因素，仅仅把社会人假设看作狭义上的利他动机。所以，与其说性善假设接近于社会人假设，不如说性善假设更接近于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。不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具有多么浓厚的乌托邦性质，但它在西方确立了正义的原初思想形态；同理，不论孟子的性善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空想，但它奠定了中国古代管理的价值观方向。这种方向的确立，对于管理是重要的。因为管理的价值目标指向哪里，人们就会走向哪里。以性善论为管理前提，会培育人的善意并促进善行的出现；而以性恶论为管理前提，会唤醒人性中的恶念并引发恶行。 他人是地狱 ，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把他人当作敌人的互动中形成的。